新锐:时髦下的创造力-[姜纬]

(来源:中国摄影报作者:姜纬) 一 中国摄影新锐,已成为近阶段较为时髦的话题了。在这个情形里检讨中国摄影界的动静,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当我们试图用一个称谓来呈现或指认中国摄影某种状况时必须十分小心,那可能遮盖了摄影的丰富性。这么些年来,中国确实在发生巨变,中国摄影也确实回应着这种变化,但摄影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节奏,并不是全然被动地应付外界的变化。 中国摄影在上世纪80年代是启蒙的、“寻根”的;进入90年代以后,走向对身体、欲望、日常生活及市场化过程中人的社会境遇的发现和表达,这当然与巨大的市场化进程有关,但也反映着中国摄影自身的发现和扩张冲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的摄影师在重新起步时实际上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主题,从那时过来的数十年间,他们把20世纪上半叶的前辈和过去100多年间西方同行们做过的事迅速做了一遍:他们将人从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下解放出来,对人进行大规模勘探、认识和想象,试图为我们的经验和境遇找到形式和语言,或者是一头沉浸在雪月风花的沙龙形式美感之中,沉迷于日新月异的器材换代更新潮流里面。所以,我们是在赶路,变化频繁,像我们做很多事一样,我们做得很快,但实在太匆忙,来不及做得很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摄影可能需要更加沉着。现在,在中国当代艺术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也有论者提出了当代摄影的概念,认为自21世纪以来中国摄影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认为这方面真正的变化可能在1998或1999年左右已经发生。那时,我们已强烈地感受到网络、消费、全球化、大众传媒、流行文化这些东西的来临,在很短的时间内,摄影师发现他们似乎处于一个全新的语言、传播和文化环境之中,传统的摄影方式遭到了严峻挑战。 如今,人们经受着社会和生活的急剧变化,我们的经验正在快速折旧,我们急于确立自身的特性,急于证明自己在这个善变的世界中还能把握着自己的生活,仍是一种主动性力量。年轻摄影师认为他们在引领时代的潮流,在传媒、网络、流行文化和市场的支持下,他们的图像生产和传播更为迅速有效,他们由此获得了一种优于年长者的集体性的文化权力——当然,这在以前很可能只是一个被容忍的幻觉,而现在正逐步成为不可抗拒和回避的现实。 而年长者们则很容易求助于历史——在历史中,人可以被安放,可以有一种自洽的整全的感觉。但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不仅是如何理解历史,更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如何延伸到现在,它如何从过去驶入了现实的、茫然的生活沼泽。我们要在沼泽中想象和探索一条延伸下去的路,因此,多数年长者还得要解放思想,他们需要一点儿对这个世界的纯真和热情,他们太老于世故,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在一派零散驳杂的经验中创造自己的形式。 二 体现在传统传播媒介、进而体现在一般的摄影观念和观看习惯中的视野其实是相当狭窄的,它们往往把一些可能性排除在外,有意无意屏蔽了很多东西。现在立了这个“新锐”评选的名目,就不免四面八方去找,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于是先做起来,树一杆杏黄旗,总比光动嘴皮子要强。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评选“新锐”的确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得认真搞清楚“新锐”的质地究竟包含了什么。 在有些人看来,所谓“新锐”首先就得有异于其他人的个别的特质。当代社会,资迅发达,每个人都受到那么多集体暗示,哪里还会有什么个别的特质?除非一个人有特异的禀赋。这个特异的禀赋真的很难产生,当代出现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个人只有在和外界不怎[FS:PAGE]么接触的环境下才能充分自如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接触的面太大就很容易合流了。清楚了这点,就会明白,创造自己的形式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免有许多人对于“新锐”的理解过于狭窄简陋了,也过于强调时间性了,为“新”而新,为“锐”而锐,凡是他们没有看到过的,都是“新锐”。 打个比方,一个生意还不错的卖菜大妈,她攀上了万众瞩目的音乐厅舞台唱起了歌剧,那其实不叫“新锐”,那只是一时的身份转换,是达人秀娱人耳目的事情,和“新锐”没有什么关系,会错了意,搞错了对象。 而反过来,面对一些他们感觉很不够“意料之外”的,很不够“今天”的,很不够狠的,就认为不“新锐”了,他们应该好好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资格、阅历和眼光,可以自得自满于自身的“意料”。 比如说付羽、路泞、彦彰这样的摄影师,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用传统经典技艺制作照片,从中追求和实现他们的审美理想,用一般的眼光来考察,他们既不“新”,又不“锐”,他们简直就是“遗老遗少”,简直就是“新锐”的对立面。但在我看来,他们也是新锐,他们的“新”是历久弥新的“新”,他们的“锐”,就表现在他们甘于寂寞,表现在主动“废”了自己的勇气。我看到了他们对于时间的深刻理解,在他们的劳动中,时间并不是直线向前进的。我是读中文的,中文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是它与欧洲语言最大的区别。语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载体,中文语言的非时间性,和中国历史的循环感之间,到底有没有某种必然的关联?谁为因谁为果?这些都是我们包括摄影在内的所有文艺创造中需要思考的东西。我理解他们有意识地使用这种非时间性,去表达“处境和命运的不变”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没有这种特性,就几乎无法表达摄影特有的诗意。 三 作为一个推荐新锐的工作人员,我想告诉自己:知道太阳底下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以为到我们这一代换了个世界一切都是新事。千百年来的人们想的事和我们现在困惑的事是差不多的,他们犯的毛病我们一样在犯,我们和他们一样深陷于幻觉和自欺。同样的,千百年来就有人苦口婆心地向我们指出问题,但我们和古人一样,不大听得进去。到了现在,我们更自信,坐着飞机抱着电脑,真以为绝尘而去,前无古人,但我知道,我自己和两千年前的芸芸蠢货相距并不甚远。 所以,我个人对于“新锐”的理解是:中国摄影界需要年轻人和陌生人,他们比老江湖更澎湃、更开放,可能也更有创造力,但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摄影师探求、辨析、确证、表达内心情感的潜质、志向、诚意和能力,对此他们要有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落实到具体的层面,那就是“新锐”的照片扩张了我的生活,而不是告诉我什么是生活,更不是教导我怎样去生活,因为那些不该也不会是“新锐”们的长处。 而在现实的中国,究竟谁来推荐,推荐了谁,又是谁来评选,这些其实都不那么要紧。基于此,对于评选新锐的主办者,我要说的是: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现在的中国,有许多的年轻摄影师,他们不再依附于某种体制,而且这样的自由摄影师呈越来越多的趋势。他们有自己的活法,由此有了自己对于摄影的想法。他们不是不了解这样做的得失,我相信他们是经过比较和考虑的,创作的自主性,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体制当然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但损失的必然不是他们,他们已经在体制外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也可以对体制视而不见,道理非常简单,传统体制外,有着另外一片广阔天地。而我想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摄影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FS:PAGE]会由他们成就的,他们是中国当代摄影新锐的基础人群。 对于这样的年轻摄影师,评选新锐的主办者能够在意、理解、包容、帮助他们吗?具体点说,如果没有推荐人,他们会参加中国新锐摄影师评选吗?他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个活动?有关的信息渠道是否全面、畅通?他们参加的原因是什么?不想参加的原因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背景的持续关注,相比于评选出几个摄影师、做展览、出版图录、发奖金和证书,会有意义得多。 四 我们周围存在一个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仍在大幅度地调整。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待于论证的提法,但是,“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无可争议。“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观念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之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这是所有的文化艺术必须共同承担的创新职责,摄影跻身于这个队列之中。评选新锐不是阐述各种大概念,而是通过摄影作品的解读,通过对摄影师的发现,各种大概念如何潜入日常生活,如何被加强、被改造或者被曲解,一方面可能转换为人们的心理动机或者行为举止,另一方面也可能转换为摄影师的观察角度以及修辞方式。摄影就是在这样的工作中积极地与世界对话,表述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期待;与此同时,我们又可能因此察觉了真正的摄影新锐。 至于那些被评选的摄影师,无论有怎样的结果,我坚信你们从事的工作一定是自己内心所驱使的,而不是混口饭吃。我想引用一个作家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直以来对我是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写到这里,想起了最近的一个讯息:2011年玛格南年会于6月底在巴黎召开,玛格南宣布,今年无新成员提名。这当然是玛格南一贯的严谨,这也应该给我们一个启发,就像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的那样——我们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已足够新、足够多、足够有冲击力了,但还远远不够诚恳、远远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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